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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面欧洲杯:“场外暴力”中的性别霸凌与国族仇恨

发布日期:2021-07-21 04:14   来源:未知   阅读:

  绿茵场内外,暴力为何如影随形?足球流氓拥有怎样的心理动机和临时行为?足球为何有特殊的魔力,在召唤激情和理想情怀之余,还能放出民族仇恨和性别霸凌的黑魔法?

  为期一个月的欧洲杯已然落幕。这是全球疫情之后举办的第一场大型体育赛事,压抑已久的人们暂时放下隔离与社交距离,披上国旗印上彩泥,为了某种相同的信念再聚首。除了创纪录的乌龙球数和点球不进,此届欧洲杯也有许多出乎意料的意外球局和矛盾冲突。比赛结束,热闹的人群散去,这场巴赫金式的狂欢正在逐渐平息,留下伦敦莱斯特广场和温布利球场外街道成堆的垃圾和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公共设施。这一幕颇具有符号意涵地提醒我们,赛事的精彩圣光褪去,却露出了绿茵场外一些黑暗角落。暴力攻击、行为失序和敌对情绪却在绿茵场内外肆意弥漫。

  足球是竞技体育的明珠,欧洲杯更是顶级足球赛事中的重头戏。竞技带来竞争,竞争发展成敌意,球场上失控的敌意蔓延上升成对身份或国族的仇恨。7月8日,丹麦明星球员埃里克森在比赛中突然晕倒。得益于提前准备的AED设备与医疗队的快速反应,丹麦“国脚”从心脏骤停中恢复,与死神擦肩而过。但随后丹麦国歌响起时,英国粉丝仍然刻意喧哗起哄。同一场球赛,观众席上燃放烟花;丹麦门将小舒梅切尔在守门时遭到激光笔照射。在这场球赛中,一个旅居英国的丹麦家庭来现场看球,妻子在观众席上被别的球迷用塑料手指戳中胸部。这场球赛结束后,他们在散场的公交车上遭到攻击。一群人敲打车窗玻璃并比划各种下流手势,司机停下让那群人上了车,这位父亲被拳头击中腹部。

  除了足球流氓在现场引发的各类群体骚乱,网络暴力、国族仇恨也随之而来。最后一场英格兰对意大利的比赛,赛前就有大量球迷试图冲破警戒线涌入球场。球迷之间的谩骂和冲突变得难以控制,国族的仇恨和凌弱的暴力比常日更加肆无忌惮。7月11日晚,意大利在最后一刻点杀英格兰,成为此届欧洲杯冠军。仅仅毫厘之差,英格兰与其等待了半个世纪的欧洲杯之冠失之交臂。“足球回家”的祈盼近在眼前,却又化作黄粱一梦,但球迷并不能就这样“回家”。比赛结束后伦敦就发生了大规模的球迷斗殴,49人被捕,19名警察受伤。英格兰队点球失利的三位球员因为黑人身份遭到大量的种族主义“滚回非洲”的辱骂。

  更令人担忧的是,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如果英格兰被打,那么她也会”(if england get beaten so will she)的口号。英国女性开始自救,另一些人主动收留担心被家暴的女性,向她人提供庇护。媒体引用学界的研究成果,足球赛事后家庭暴力出现的频率高企。足球本是颇具理想主义的运动,赛事崇尚的公平、激情,却未能在现实中构建一个 “世界大同”的理想国,反而带来了种种次生的暴力灾害。褪去光环,足球流氓、种族主义和家庭暴力的发生,似乎让绿茵场变成了秩序黑洞。这是怎么了?

  足球赛事现场有一种无可替代的集体的兴奋体验。它的感性因素具有抒情而嗜血的两面,构成了暴力的上层结构。任何一个体验过球赛现场的人,都可以理解在紧张刺激的运动节奏中,共同欢呼、上下团结的激情滂湃。这是一种高于日常、大于个人的宗教般的血脉偾张的感召。去现场体验这种氛围往往比观看比赛本身还重要。这种集体的迷醉状态中,叫喊泛滥成肢体冲突,口号变成野蛮行为,理性克制不断退化,行动不断升级。这种暴力首先是情景的和集体的暴力,其次是一种行为表演与抒情演绎。

  1985年5月29日,比利时布鲁塞尔,在欧冠尤文图斯队和利物浦队的决赛期间,球迷试图冲向赛场,防暴警察束手无策,最终导致围栏崩塌。当日,悲剧降临海瑟尔体育场,41人死于赛前发生的骚乱中。

  正是以上心理基础,让足球非兵刃却常见血——足球与暴力相伴。场内场外,流血事件已经是见惯不怪的社会现象。无需借助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或者荣格的心理原型的理论,足球告诉我们,暴力或“展示施展暴力的能力”确实是人性中的某种本能。从斗兽场到绿草坪,激烈竞技有增无减的魅力足以说明它自身具有穿越历史的生命力,是文明自身的欲望,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人类生活。在这一点上,现代如痴如狂的球迷粉丝与古罗马时期斗兽场上茶饭不思的观众是心意相通的。

  但足球的暴力主角从来不仅仅是绿茵场上的球员。球员负责竞争,营造冲突,但球迷才是暴力行动的主体。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曾在微观社会学的分析中这样评价:“球迷都是寻梦者。他们憧憬着将要到来的比赛,把一些球队间的历史恩怨当做比赛看点。”在这一个大型的竞技演绎的仪式中,球员是运动的中心,但观众才是暴力的中心——观众想要进入运动中心的愿望催生了暴力。比赛中丢球、失误,以及那些意料之外难以预测的情结的起承转合,也正符合运动戏剧的基本结构:“运动戏剧是为了观众的需要而上演的,观众都希望在受保护的情况下积极介入这一场幻想的冲突。”没有对冲突的渴望,就不会有球迷。

  按照兰德尔·柯林斯的分析,不论赢球还是输球,都会引起骚乱。赢球之后,球迷无处抒发和记录的喜悦变成了破坏性的行为:只好冲撞球场、掀起草皮或者顺走什么现场的东西。他们快活得难以承受,所以不得不点燃什么或者破坏什么,都是为了让观看比赛的体验延续下去。疯狂的难以自抑的喜悦逐步变成骚乱,激情和愤怒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这是所有混战的特点。如果是输球,那输球一方更有充分的理由:只能依靠场外的行动“攻城拔寨”,把对手的“帮派”干得屁滚尿流才能扬眉吐气。输球打老婆的“无能狂怒”或许也可以用相同的逻辑解释。

  足球流氓是一种足球比赛的衍生品,他们往往受到比赛日程的召唤,以一种松散却带有相同目的的形式聚集在球场附近寻衅滋事。兰德尔·柯林斯指出,足球流氓是蓄意求战,并且都乐在其中。打架和冲突可以随时发生,根本不在乎是比赛前还是比赛后,以此寻求情绪上的快感。足球流氓具有临时性和预谋性,他们的恶作剧是一种 “预定的暴力”。更重要的是,足球流氓明白投身暴力必须要遵守“恃强凌弱”的规则,与其他球迷冲突时尽量以多胜少。他们熟悉街道地形,分工合作,通盘调度以与警察周旋,成群行动时相互装作不认识,伪装成“我只是来看球,是一个听话的球迷”的样子,进行一场几乎是戈夫曼式的行为表演游戏。

  这样的暴力行为是社会行动极具说明性的案例,最终向我们揭示为什么无辜的人总是被伤害。“流氓精心设计流氓暴力”,而效仿行为像传染病一样扩散开来。最后,他们敲晕一位妇人、冲散一组家庭……除了好好打上一架,畅快地砸车砸店,吃霸王餐,做霸王公交车,他们还要设计逃跑和不被警察抓到的路线。种种低级形式的暴力,不是因为没钱(他们甚至自身就是小老板或者业主),而是为了“找乐子”。

  微观层面上了解足球暴力的心理动机,才能明白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是如何利用球场上人们激动的情绪,撒播仇恨的种子,让恶作剧步步上升,有时发展成为难以遏制的大规模的仇恨和敌对情绪。足球竞争和激烈的氛围不幸地启动这种暴力仪式,让球迷造成一种临时性的协同破坏。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百小时战争”就又被称为足球战争,是1969年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之间的6日战争。然而,足球只是在这一场国际争端中扮演了启动的角色,恰逢1970年世界杯足球赛北美外围赛二者对战,这期间的暴动也点燃了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恶化已久的外交关系。足球并不是暴力之源,发起暴力的观众才是。

  上述“足球战争”是一个典型的足球被理解成国家、民族的象征符号的例子。足球常常被认为是 “没有硝烟的战争隐喻”,在一些特殊的时刻——被给予高度关注或期望的历史时刻,足球的输赢甚至高于生死。奖杯更是如圣物,与荣誉、财富和实力直接挂钩。球队与球迷的行为都根植于国家、社会和时代的文化土壤。对于许多国家,足球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心理的投射。

  对于足球而言,民族主义与国家荣誉的叙事从未被真正祛魅。在此次欧洲杯举办前,意大利是第一个受到新冠影响的欧洲国家,去年经历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疫情死亡人数也位居欧洲前列。人们渴求一次胜利,为萧条和压抑的后疫情生活注入新的希望。赛前,意大利队主帅曼奇尼表示,“困难时期,国家队是国家的象征,都知道如何重新振作。”欧洲杯决赛,意大利的运球节奏似乎正是这样“国运”的微妙隐喻。起初是开局不顺,仅在117秒就失球一颗,英格兰创造了欧洲杯决赛历史上最快进球的记录。但结局逆转,意大利以 2 : 1 的比分捧回奖杯。意大利队球员凯旋,罗马全城狂欢凫趋雀跃,人们用自古以来欢迎英雄的方式对球队夹道相迎,意大利总理在接见。这正是刚经历过疫情而萎靡不振的意大利最需要的“重启按钮”,人们似乎迎来了压抑之后的解脱和久违的扬眉吐气。在路透社的采访中,意大利国家农民联合会(National Farmers Federation)的官员Coldiretti表示,希望此届欧洲杯能够再现冠军效应拉动经济发展:2006年意大利赢下世界杯的次年,意大利出口增长10%,游客增加3.5%。

  几家欢喜几家愁,与欢欣鼓舞的意大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冠军梦碎的英格兰。在赛前,不同媒体的民调显示,“支持意大利就是支持欧洲”的氛围悄然弥漫,英格兰因为大小不一的足球流氓的行为也陷入被排斥的气氛中。美国最大社区网站Reddit当日最火论坛发帖之一就是各国人对英国的不满。决赛前一天,向来严谨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推特上发了一张印有其名字的意大利国家队球衣照片——欧洲女掌门罕见地在球赛中选边站队,对意大利表示支持。英格兰对意大利的这场球赛几乎形成了脱欧后“英欧关系”的微妙对峙。社交媒体上漫天飞舞着脱欧与足球的梗和玩笑。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此届欧洲杯颇为吸睛的苏格兰。英苏表兄弟几百年的恩怨也在球场内外“缠绵不断”。早在6月19日小组赛前后,来自高地的球迷已经占领伦敦各大重要街道景点。他们头戴贝雷帽、身着格子裙,畅饮啤酒或者就地进行风笛表演。英格兰对苏格兰0比0收场,场外的球迷则大打出手,警方逮捕30名闹事者。苏格兰被淘汰后,其球迷成为真正的主角,苏格兰球迷在之后赛事中一路高调支持英格兰的对手。7月11日决赛英格兰对意大利,苏格兰《国家报》(the National)在赛前头版中高调地将意大利队主帅罗伯托·曼奇尼(Roberto Mancini)的形象与《勇敢的心》中苏格兰反英格兰的起义领袖威廉·华莱士角色结合在一起,称他是(阻止英格兰夺冠的)“最后的希望”。意大利国旗和各类周边产品在苏格兰销量飙升。比赛一出结果,苏格兰球迷欢呼雀跃,挥舞着意大利国旗,庆祝英格兰失利。

  苏格兰《国家报》(the National)在赛前头版中高调地将意大利队主帅罗伯托·曼奇尼(Roberto Mancini)的形象与《勇敢的心》中苏格兰反英格兰的起义领袖威廉·华莱士角色结合在一起,称他是(阻止英格兰夺冠的)“最后的希望”。

  未能抱得奖杯归,英国民间怨声载道。种族歧视和各类偏见乘虚而入,开始“找人背锅”。除了足球流氓在场外发起的冲突和骚乱,社交媒体上也发起了对非裔球员的责难。罚丢点球的三名球员拉什福德(Marcus Rashford)、桑乔(Jadon Malik Sancho)和萨卡(Bukayo Saka)均有黑人血统。“滚回非洲”的攻击旋即在英国社交媒体上抬头。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公开谴责种族主义的攻击,称英格兰球队应该被视作英雄。拉什福德在社交媒体的公开信中称抱歉自己让队友和大家失望了。这位出身于英国曼彻斯特南部郊区底层家庭的年轻黑人球员在信中说:“我的点球还不够好,我为我在球场上的表现道歉,但不会因为我是黑人而道歉。”对比来看,球赛开始前对BLM运动表示支持的单膝跪地仪式过于“政治正确”的指责与赛后种族主义的肆无忌惮,无情地形成了鲜明的讽刺www.cy0c.cn

  2021年7月13日,英国英格兰曼彻斯特,英超球队曼联的明星球员拉什福德的壁画遭到种族主义者的污损。当地民众自发组织起来遮住污损痕迹,同时强烈谴责这种破坏和侮辱行为。

  种种一切,很难不让人联想到2018年世界杯。传统强队德国战车意外地输给了韩国队以小组垫底出局。土耳其裔球员厄齐尔在此场表现不佳,赛后走入球员通道入口前遭到极端球迷攻击并与球迷对骂。在此之前,已经加入德国国籍的厄齐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合影并献上球衣,其与女友的婚礼也由后者见证,甚至在发言中谈到“我们的总统”等词汇。当时正值德国国内舆论场对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打压自由媒体和反对异见等权威强人政治较为不满。厄齐尔的自我认同与德国对埃尔多安的排斥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舆论哗然。同年7月,厄齐尔宣布从德国国家队退役,直白表示自己遭受种族歧视,“赢球时我是德国人,输球时我成为移民。”其退出宣言击中了土耳其穆斯林移民在德国融入中面临的认同困境。在这被种族歧视问题模糊焦点的背后,更是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普世价值与强人政治中强权理念的碰撞。

  但厄齐尔的案例体现出的“外援球员”与母国、球队国之间微妙的关系,说明了近百年来足球发展随着区域人口流动的趋势在不断消解国家和民族的身份认同。更展示了如今足球、球员、球队,上升至国族认同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外援球员”身份象征的如何“精粹”或所谓“归化”的难题。实际上,当我们真正拎出来欧洲这些传统强队的队员名单,找出他们的血统、出身和“精神老家”,便不难发现不可能有一支纯粹的队伍:民族主义与国家意志的叙事更像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且越来越多地沦为一种不可追问的符号意义。英格兰苏格兰历史上恩恩怨怨,但事实上,大量的苏格兰球员就在英格兰职业联赛中效力;英欧关系的对立也并不意味着球员之间的对立和隔离,欧盟期间的英国需要执行博斯曼法案,欧盟成员国各国的球员都可以来英超踢球。尽管脱欧之后的相关政策仍然模棱两可,但职业体育运动员作为人力资源跨国流动已经是一个常见的现实。相比于民族、国家和荣誉,赛制奖金和俱乐部体制奖赏机制或许是运动员为谁效力更现实的考量。事实上,足球运动结合资本话语成熟地形成了一套戏剧冲突、视觉装置和造星机制,明星球员是民族的英雄,但更是商业的宠儿。民族主义的足球叙事是这个戏剧冲突中一种历史心理的惯性,甚至是一种人为制造的用以吸睛的手段。

  长期以来,足球与社会控制之间有一个经典的辩题:它到底是纾解矛盾的安全阀,还是引发暴力冲突的导火索或催化剂?前者认为足球是是调节和转移矛盾的一种手段,可以增加个人对组织或者国家的忠诚度,转移其他社会矛盾;后者则把足球本身视作引发暴力挑起争端的原因,将其当做治理对象严加管控。本质上,社会控制的议题源自竞技体育与暴力本能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更是足球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其参与主体几次在社会中下层与中上层之间易手变化的结果。

  足球史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控制史的一个子集。在中世纪,足球玩法粗野,被称为野蛮足球(mob football),与赌博、酗酒、虐待动物并列,是社会底层打发时间娱乐消遣的方式,被认为残酷、下流,也因此三番五次遭到禁止,例如爱德华二世就颁布禁令禁止踢球。此后足球经历许多打压或规则改良。中世纪百年的野蛮游戏后来被英国的公学吸收,成为锻炼体魄培养领导力的运动,也成为中产阶级和精英群体和休闲活动。直到1848年,英国一群毕业于公学的中产阶级知识精英制定了“剑桥规则”, 1863年英格兰足球协会的成立,现代足球才真正意义上的诞生。

  这一时期的足球显然不是人民的游戏。它在文化上被贴上了精英的标签,为保守的贵族所垄断。车旭升等人对英国足球史的研究表明,当时足球贵族们提倡的是非功利、非职业化的“业余主义”,与拳击类“盈利性竞争运动”相对。他们认为足球运动是绅士们继承古希腊业余体育和人文思潮的结果,是保持健康且陶冶情操的生活方式。换言之,贵族构建出一种精英的足球文化,抵制“俗气的”职业化商业化发展,进而抵制了社会中下层参加足球运动。

  但随着英国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壮大的工业人口和社会转型让足球在工人阶级中的普及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业余主义”如螳臂当车,足球受众的主体改弦更张,工人阶级组成的足球队异常活跃起来。与此同时,19世纪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劳动问题突出。新兴中产阶级即工厂主们意识到了安抚工人反抗情绪的重要性。英国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劝导工厂主利用足球改善工人的业余生活,认为足球不但锻炼工人的身体从而能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能培养对企业的忠诚度,削弱工人运动的开展。于是足球成为当时“教化与刑法、糖果加棍棒”组合中的重要部分。工厂主和社会上层的态度转变加上其本身经济实用的特点,足球在劳工阶层中迅速得到推广。一些严厉的批评甚至称这一时期的足球游戏是麻痹工人的“精神鸦片”。

  把足球视作具有实用主义功效的管理工具并非只有英国,足球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服务意识形态的手段、一种政府对民众的公关机器。在德国,19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希特勒上台。彭国强对这一时期的德国足球历史总结道:“为转移工人阶级对困苦生活的注意力,纳粹劳工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组建了一个欢乐创造力量组织(Kraft durch Freude),这个组织以成立俱乐部的形式为工人提供踢足球等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法西斯劳工阵线还组建了企业体育共同体,在这个组织的号召下,德国各类企业纷纷组建自己的足球俱乐部。”通过这样的足球运动,德国得以肃清运动中的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或异见人士,让足球成为展示日耳曼民族优越性的运动。法西斯政府把足球与意识形态进行深度绑定,被称为“德国足球的异化期”。这一时期以及此后许多独裁政治如法炮制,如墨索里尼同样利用了1930年代世界冠军意大利队;而1980年代年间阿根廷右翼军政府在恐怖时期与足球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更是把足球公关做到极致……至今,足球仍在一些国家是另类右翼意识形态的保留传统。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足球可以被利用,但也可以是反抗。为了与法西斯斗争,大量的左翼俱乐部试图打破政治化、工具化的足球,几乎构成了政治意义上的镜像,建立反法西斯和反压迫的足球阵线。二战中期,乌克兰出现过为了抵抗纳粹球队而组成的斯塔特俱乐部(FC Start),是彼时被迫解散的优秀乌克兰球员自发组织的、伪装成一家面包店职工球队俱乐部。在1942年的一场与纳粹球队的对战中,乌克兰赢得了比赛,但此后足球队队员遭到逮捕或下落不明。这一事件成为后期著名的足球迫害案,即“死亡球赛”,甚至被好莱坞改写结局拍成电影《胜利大逃亡》。虽然后来一些证据表明,这一历史事件中许多细节有被苏联夸大宣传的嫌疑,但足球比赛可以是一种正义的声张、对压迫的反抗,这些理念性的寄托已经深入人心。

  此外,自从现代意义的足球诞生起,足球就根植于社会基层和社区的土壤,有明显区域化的感情基础,也成为(至少是试图)打破上层阶级的社会控制的能量来源。尤其是在欧洲地区的工业城市和码头城市,大大小小的俱乐部与工人工会联系紧密,他们中的很多带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与工会有着紧密的关系。例如成立于1895年的百年俱乐部西汉姆联(West Ham United),富有“铁锤帮”之称。它的前身就是伦敦东部码头泰晤士钢铁厂的工人所建立,因此它代表着伦敦东部工人阶层和各种外来移民聚居的纽汉区。这个俱乐部作风彪悍狂热,也盛产足球流氓,并且自我标榜为“工人阶级”的文化。

  除了反法西斯、反对工人压迫,在南非,足球的历史也展现了反殖民主义、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斗争,更展现了足球在社会控制与积极反抗中的多重复杂属性。在19世纪,足球被白人引进南非,虽然是白人特权阶级的游戏,但也受到当地黑人,尤其是在白人建立的教会学校中学习的黑人的欢迎。白人为了区分社会地位,转而青睐门槛更高的橄榄球。足球进而发展成一项南非黑人底层的运动,但球队的领导仍然是受到白人控制的黑人精英。随着1940年代后南非白人统治政府逐步加深种族隔离制度,南非的体育被严重的依照种族分化。足球协会也根据种族分割成不同的团体。黑人在足球等运动中被限制资源,在赛事中遭到排斥,处处让位于“白人老爷”,过着不平等的体育生活。但张雪艳认为,这期间的黑人运动员依然在足球运动中尽可能发挥主动性,利用球赛对不平等霸权进行反抗。例如1976年,南非首支摆脱肤色限制,完全按照水平挑选出的多种族足球队以5比0横扫阿根廷,证明了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合理。这是当时有限的社会条件下,足球队员发挥能动性,挑战纯粹的白人权威。1994年,南非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种族歧视和压迫,迎来第一次民主选举。南非国父曼德拉就是一位体育爱好者,也有著名的足球思想:“足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这项运动所激发出来的力量、激情和献身精神,让我们能够获得反抗自身生存环境的动力和胜利感。”他认为,足球不仅让黑人强身健体,还让黑人学会了认同规则、公平竞争、合理谈判和必要的妥协。足球不但可以改变肤色的隔阂,更是推动民族大和解的政治媒介。

  足球发展的另一大趋势是,矛盾正在从国族身份和意识形态转移,变成了消费和商业的角逐与收割。发展至近代,英国的新型资产阶级替代了保守的旧式贵族,意识到足球的人气和随之而来的利润。足球与资本主义深度结合,统治阶级的社会控制手段滑向了资产阶级淘金的商机。足球文化与商业利益联手,“钱门运动”(Gate money sport)时代到来。足球俱乐部、足球联赛、门票等其它的收益实际上为资本控制,但足球文化却被球迷认为是大众参与、大众关注、代表大众文化的运动。盈利性的职业球赛终于战胜了“业余主义”,但俱乐部老板与管理和监管体系立刻形成了新的支配阶级。

  近年来,全球疫情打击下的体育产业已在崩溃挣扎,小俱乐濒临破产,大俱乐部也面临财政危机。2021年4月,包括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曼彻斯特联在内的12家欧洲足球俱乐部“豪门”宣布将联手创办一个名为“欧洲超级联赛”(European Super League)的全新足球赛事,明显意在与欧足联举办的洲际俱乐部赛事分庭抗礼。此举或被认为大俱乐部为其自身利益量身定制一套赛事,不但会加大小俱乐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更会改变足坛财源的分配。市场惊愕,政界震动。英、法、意等国足协均表示反对。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要确保欧超联不会以目前提出的方式举办;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表示支持法国俱乐部拒绝参加欧超联的决定。“欧洲超级联赛”宣布组建仅3天,英超6家俱乐部宣布退出,“欧洲超级联赛”的组建在反对和争议中按下暂停。不论未来顶级赛事的走向如何,商业利益中支配性的俱乐部和联赛机制,已是足球命题真正的关键所在。

  来自民间球迷的反对声,更加凸显了这种“足球主体到底是人民还是特权阶级”的矛盾,表达出民众对足球沦为商业傀儡的反感。有报道指出,欧洲超级联赛中没有对创始俱乐部的降级制度,被认为是排挤其他球队和比赛的基本设置。而这些强强联手的豪门俱乐部不但把握大量的球员和场地资源、拥有电视转播权和大量赞助,还要重新制定比赛规则。日益高涨的门票价格,夸张的周边产品和造星技术的结合,让足球成为商业利益的收割机。一些较为激进的批评者认为这是现代足球的失败,人民的运动沦为权贵的游戏。

  足球被广泛地认为是充满男性气概的体育运动。不容否定,历史上,男性是足球运动的绝对参与主体,是足球主要的受众,更是体育消费的重要力量。足球性别化的刻板印象存在许多客观基础。在此基础上,足球形成了一套极其性别化的话语空间,不仅仅踢球是男性化的,看球也是男性化的,对足球的理解和认识,文化和智识的主体性也几乎为男性所垄断。其中充斥着性别歧视的、女性排斥(厌女)的、“有毒的”男子气概。

  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受到性骚扰被戳胸部的丹麦妈妈,此届欧洲杯另一个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画面,是一个哭泣的小女孩。6月30日的16强比赛中,英格兰对德国队2比0锁定胜局。电视镜头给黯然神伤的德国球迷一些画面,有意或无意地拍下了一个扑在父亲怀中哭泣的德国小女孩。得意忘形的英国球迷在现场倒喝彩。电视转播和社交媒体放大每一个冲突的节点,情绪在不断攀升。随后小女孩哭泣的画面流入社交媒体,被篡改丑化成嘲讽和挖苦的恶搞迷因(meme)。许多恶意中伤的评论谩骂德国队就是“柔弱娘们儿”。一些恶毒的人牵强地称“小婊子的祖父就是纳粹,活该她现在哭泣”等等。

  足球文化是如何发展成这样的性别灾难的?需要小心解释的是,情景化的暴力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合理的暴力。在球场骂人和在职场骂人,同样的用词,意涵却不尽相同——所谓“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景”。在足球现场这样特殊的情境下,“敌对身份的需要”催生了不少谩骂,而谩骂必然也依赖于日常文化,“骂爹骂娘”的“功能性”高于“目的性”(并不是真的攻击具体的爹娘)。但这种解释性的研究并不能构成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合理化的依据。

  足球相关的暴力灾难,正是难以自抑的激情暴力延伸到了这些合理的场域之外。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也蔓延到家庭和私人的空间。集体观球上头的迷醉感尚未退却,它让平时压抑且存在冲突的种族关系、阶级关系,性别关系有了失序的出口。换言之,或是由于赛后的兴奋,集体心理的乌合,暴力在某种程度上延伸到日常。足球流氓借机创造了他们的“道德节日”和“道德假期”。家暴则是这种演绎暴力发展出的强权滥用:足球流氓将比赛中他们渴望的戏剧冲突,胜负欲、破坏欲、支配欲,扩展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以获得类似的兴奋体验。他们之所以享受这种兴奋体验,发起这种运动场的场外暴力,正是一在强化和确认他们的支配权力,展示优越、发泄不满,保持“歧视的特权”,强化男性俱乐部和种种社会不公平的结构。

  在欧洲杯决赛当晚,一位 United Voices of the World (“联合世界之声”UVW)工会的活动者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球赛后激增家暴的担心,并且向有此顾虑的女性提供容身之处,随后她的帖子在社交媒体上得到广泛的响应。“如果英格兰被打,她们也会”和“当男人们输球,他们会用家暴赢回来”的话题拉开了赛后反家暴的社交媒体运动。也有跨性别意见领袖在社交媒体上提醒酷儿群体最好避免球赛后出门,“街道从未如此的暴力,希望所有的女性和酷儿们能够平安”。

  这些担忧并非毫无根据。根据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对2014世界杯的研究表明,这一年世界杯的三场赛间,英格兰西北部地区的家庭暴力显著攀升,警方接到比平时更多的家暴求助。从结果来看,不论赢球还是输球,男人都要打老婆:英格兰队获胜时家暴增加26%,输球时则增加38%。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021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分析了2012-2019年间的足球赛事和相关时段内的家庭暴力。结果显示,竞技体育本身并不导致家暴,但竞技体育加过度饮酒的行为组合显著地提高了赛后家暴的概率,因此给出了赛后限酒禁酒的政策建议。

  在酒吧聚集一同看球,在很多地方是球迷的共同生活和足球文化存在和延续的基石。“赛后禁酒限酒”的政策着实是渺茫无望的。哪怕在男足实力堪忧的中国,熬夜看球、喝酒看球、与男性家庭成员或朋友一同看球,也是展现“男性化的美好生活”而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特别的、固定的行为模式,也形成了男性对“繁琐家庭与日常生活”的排斥,并且常常被假惺惺地装扮成“对日常琐碎的反抗”——足球成为他们拒斥日常责任感和义务的最佳借口。在这个特定行为里,男性形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团结共识,一种“排她”的互语空间。

  当然,这个空间里女性不是绝对的禁地,女性球迷也已经越来越常见。但足球文化中女性形象的存在往往是客体。“虽然对足球一无所知,但还坚持陪男友看球”、“陪男友看球你需要知道的几件事”、“我希望(未来)女友知道的30条足球真相”等许多梗类叙述,成为男性视角下对理想伴侣(女性)的一种话语规训。更不要提原本就严重失衡的体育报道中女性记者或解说员毫无话语权,长期面临“看球”与“看球(女性乳房)”的凝视消费,以及报道解说不专业的偏见和预先角色设置导致的专业能力上事实性的欠缺。同时,职业女足的发展也长期受到社会惯习的性别禁锢。这些偏见要么是“女性的身体不适合竞技体育”,要么是“女足没有广泛观众因此没有商业市场”,在广泛的职业体育运动员领域,许多与男子气概挂钩的项目中,男女同工同酬路漫漫兮路遥遥兮。

  足球总让人联想到激烈的体能对抗和运动员健硕的身姿,但这样的图景不一定是男性的。相反,很多男性球迷自身大腹便便,“观看足球”显然起到了他们对男性气概望梅止渴的功能,足球的男性面孔终究是一部分人的幻象。体育是社会性别和理想身体类型观念的产物,是政治和文化的产物,更是全球文化的机构。但现有的体育模式,从体育教育,体育政策和规则、到资源的分配和体育市场,都是为男性量身打造的。

  足球代表着的勇敢、合作、自律和拼搏的精神也完全可以在非男性的群体中得到体现。妇女和女童参与体育运动不但挑战性别刻板印象,还可打破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歧视态度和行为。很多女性突破了性别的限制,已经挑战了男性在体育运动的单一形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其中最著名的莫属巴西女足明星玛尔塔(Marta Vieira da Silva)。她16岁成名,六次金球奖得主,运动生涯收下包括世界杯奥运会在内多枚顶级赛事奖牌。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进球总数达到了16球,追平了男足世界杯的进球纪录。她是目前在巴西马拉卡纳球场名人堂内唯一留下自己脚印的女性足球运动员,球王贝利曾经亲自打电话给她并称她为“穿着裙子的贝利”。2021年,她在instagram上出柜。此外,美国女子足球队队长Megan Rapinoe也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战绩包括奥林匹克金牌和世界杯赛冠军。更多的女孩也开始突破身份的限制走上绿茵场。在我们身边,中国的藏族女孩普布志玛在男足学校当队长的故事也鼓舞人心。

  但是,这些体育女性榜样的案例还远远不够,也不能说明足球男性化的局面被改变。体育世界的性别平等,不仅仅是“不排斥女性参加”的问题。根据帕特里夏·弗廷斯基对体育和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的研究,女权运动在体育领域要有所建树,首先需要承认女性可在更宽泛的范围内选择不同的体育模式,而不是非要加入男性俱乐部,也不是按照男性的规则进行游戏或运动。从体育教学、体育政策规范、体育机构甚至商业组织,都要需要针对妇女、性别平等重新设计。没有这些框架基础,男性和女性不可能在体育世界里实现平等。

  在这一基础上,足球才可能更多的展现出为包括妇女和女孩在内的边缘群体赋能的宝贵能力。以南非黑人妇女参与足球运动的过程为例,她们最初不但遭受种族歧视,也被认为是弱势性别,这样的双重压迫下,1900年代爆发了“黑色危机”。殖民定者害怕白人妇女被黑人男性勾引,从而禁止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一起参加体育运动,担心引来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发生性关系,从而打破种族隔离。这些情绪进一步压迫了黑人妇女的生存空间,歧视的种族和性别理念把黑人妇女隔离在外。但此后的历史告诉我们,女性在反种族隔离的体育运动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开普敦的白人女性是1970年代最活跃的积极分子,她们对黑人运动持开放态度,并且直接参与集训、教练等管理角色。这一时期黑人女运动员也是积极的活动者,她们拒绝政府的资金,自发组织出反种族隔离的体育运动。她们或许未能拿到奖牌,未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她们对体育政策的改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后来的女孩打开了运动的大门。其中代表人物是德西蕾·艾利斯(Desiree Ellis),她在国家队效力十年,直到种族隔离取消之前,她都没有机会代表南非参赛。退役后她也成为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南非足球大使和评论员,成为南非女足的一面旗帜。

  足球体系的改变或许会更漫长,但一些俱乐部已经发生改变。根据《卫报》(The Guardian)的报道,巴西的巴伊亚俱乐部 (Esport Clube Bahia)在经过管理层的换代之后,逐步成为世界足坛最进步的俱乐部之一。这一任主席贝林塔尼(Guilherme Bellintani)为俱乐部定下了三个目标:改善财务状况,提高队员在球场上的表现,在发起球场上的“平权运动”。此后,巴里亚俱乐部尽可能还清俱乐部在以前欠下的债务,降低球赛的门票价格,赢了更多的比赛,并且让观球对球迷更加友好。他们成立一个新的部门,致力于让足球更具有包容性,让体育场对女性球迷和酷儿群体更安全,并反对种族主义、关心环境问题,成为一个人道主义的俱乐部。“足球是很好的激励,足球将那些以善行为目的的人团结在一起。”

  2020欧洲杯已经成为历史,这是欧洲杯历史上第一次延期举办,更是疫情之后首次举办的大型赛事。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大型体育赛事能否与疫情管控兼容,几乎是决定着体育产业眼下生死存亡的命题。尤其是此届欧洲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东道主,11个国家联合承办的赛制安排,这意味着球队、配套资源甚至游客的大量流动,也考验着各地调度的周转配置。这不但让欧足联一直饱受“不负责任”的指责,也是对全欧洲的防疫考验。根据英国媒体7月2日的报道,在感染病例连续下降两个月后,欧洲杯的举办导致疫情在过去一周之内飙升。以英国为例,从英格兰与苏格兰比赛后,英国的疫情比例就开始上升。英国塔姆沃思市6月20前后两周之间的病例增幅显著增大。测试阳性率增加了五倍,前一周的54人增加到293人。而去伦敦看球的苏格兰球迷在6月中旬的测试中,出现了近2000例与足球有关的新冠感染病例,打破了苏格兰每日病例数的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在警告接下来新一波爆发的风险。不管怎样,后疫情时代的顶级赛事能否归来,欧洲杯交出的答卷还需要时日来验证。这也为接下来的东京奥运会等其他赛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足球不仅仅是关于光荣与梦想。它无可避免地与政治、文化纠缠在一起。关于足球的故事记录我们的激情与勇敢,也记录我们的恶行。足球流氓、性别暴力、种族仇恨……欧洲杯期间发生的这些骚乱与冲突,仍然折射出当前社会结构变迁和不同群体间的冲突与矛盾所在。好消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肾上腺素终有尽,疯狂的人群总会宿醉着醒来。坏消息是,人们总能找到施暴的理由,足球只是其中的一个幌子,暴力和仇恨不会就此消失。尤其是2020年美国警察杀害乔治·弗洛伊德引发大规模的“黑命攸关”(BLM)运动后,体育界单膝下跪的仪式在本届欧洲杯同样颇为争议地发生,这些争议在未来的体育运动中恐怕也仍会继续。“种族主义的深刻反思”也好,“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也罢,只要人类的文明仍然没有终结种族问题,那么足球也不会。其他议题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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